7月7日刚过去不久，上周的《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了“情感如何记忆‘南京’”的封面专题。而在“满城尽谈变形金刚”的同时，北京个别电影院也在同时上映比尔·古登塔格的记录片《南京》。和被张纯如影响的广泛的西方人一样，比尔·古登塔格也是在看了她的《南京暴行》之后，才发现，原来在一个遥远并不为他们所熟悉的国度，曾经有过一场和他们熟知的同时期的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相上下的惨剧。
一直没来得及去看这部记录片，它的意义和张纯如有一点是共同的：他是站在中日之外的第三方视角来还原讲述并试图总结这场人类的悲剧。这可能使我们，直接受害者的一方能够更理性的或者说更科学的审视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屠杀。
在此之前，对于南京大屠杀仅仅是从一个30万的冰冷数字、日本篡改教科书、王选领导的与日官司等方面获知，事实上形成的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但当我渐渐了解了一些具体而鲜活、可能更符合事实逻辑的受害者或者目睹者的故事后，并且我了有置身于当时情境的假设后，我开始很清晰的感同身受，痛彻肺腑。
我想，那众多被玩笑式的杀死，被奸辱的百姓里，是否也曾有过我无助的亲人？
我想，如果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是不是也要带着恐惧的眼神，看着敌人的刺刀刺进我的心脏？
我想，那些以杀人奸淫为乐并且终无悔意的的日本士兵们，是不是也在人性面前失去了颜色？这是不是人类的悲剧？
对于上个世纪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对中国普通人民的屠杀，事实上中国一直很宽容，但日本辜负了中国的这种态度。代表日本的各届政府，都没能够正视这段历史。这是上面设想中的最佳结果显得理想化的根本原因。我不知道他们怕的是什么，其实中国主流的态度也很简单，仅仅是承认和道歉而已，上个世纪中国已经放弃了国家赔偿。而如果一个国家做不到正视和面对历史，那么这种国格是值得人怀疑的。
我很想，但我没有权力代表那悲惨死去的人们和他们的后代们对日本宽容，更日本至今为止的态度更让人宽容不起来。
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角度来考虑，中日关系的目的和方向应该是和睦友好，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最佳的结果，是努力的方向；然而，这难免是一种很理想化的想法，日本依然如同一只饿极了的狼，在海的另一边虎视眈眈。防备日本的威胁，保卫国土的安全应该是一个现实的方向。
那么，是不是要从全民抵制日货的角度来实现这一点？我认为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很消极的手段，有种两败俱伤的感觉。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数据资料，中日之间的贸易顺逆差基本是在0上下，然而，我想，对于经济和技术的需求，我们要比日本迫切的多。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全民抵制也是不现实的。
当然，在民众无法决定主流政治方向的时候，抵制日货是唯一能够去实施并且看到一些效果的手段，因此，我的态度是，在民族相同利益的大前提下，抵制日货或者不抵制，都无可厚非，都不应该被扣上SB愤青或者汉奸走狗民族败类的政治性大帽子。
而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个人立场上，我认为我们需要有一分为二的态度。即观念的差异并不应该在和平年代产生暴力，而每个人更无权在国家和民族的借口下去侵害别人的权利。
1、首先要明确日本国家政府的主流态度和日本人个体态度之间的差别，不能一概仇视。
2、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因为别人没有抵制日货而对他人的私有财产甚至生命进行侵犯，特别是在所谓的民族大义的借口下发泄自己的荷尔蒙，你们还代表不了这个世界的真理。
3、别在意，更别标榜你的姿态，大多数事情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思考。
